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 .6萬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美債危機埋下定時炸彈 世界為美龐大軍費買單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不久前接受《周末澳大利亞報》採訪時說：『世界從一場雜亂無章的復甦中走出，眼下正邁入更危機的新階段。』

他認為，多數發達國家已經用盡財政(政策活動)空間，寬鬆貨幣政策也已用到極致，全球經濟今後可能面臨全新且更危險、最嚴峻挑戰，決策者必須果斷抉擇、盡早行動以應對危機。

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 .6萬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1830年，美國還清了國債，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實現國債為零，此後，美國多數年度都出現財政赤字，國債不斷增加，綜觀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財政史，共和黨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和國債大幅度增加；而民主黨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較少甚至出現盈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之下維持了穩定的增長，各國貨幣中只有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國家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鈎；1971年8月15日，隨著美國公共財政因越南戰爭而陷入困境，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鈎，浮動匯率制拉開了序幕，從此以後，美元繼續維持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按3.087億人口計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6萬美元。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6月份寫給國會議員的信中指出，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美國已經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美國利用匯率武器損人利己由來已久，有學者指出：美國人通過借債把危機轉嫁給債權國，如果債權國拋售美債，美債價格必然下跌，從而導致美債縮水；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本幣過快升值影響出口商利益，債權國又被迫購入美元打壓本幣匯率，這又導致債權國繼續增持美債，總之，債權國被美國所綁架。

據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元已經歷三輪大幅度貶值，第一輪美元貶值發生在1973年1月至1978年10月；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財政部有義務與各國央行以1盎司黃金兌35美元的價格進行兌換；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遜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鈎，這被稱作『尼克遜衝擊』；美國完全拋棄了金本位制，從而正式確定了美元在世界的霸權地位，美元與黃金脫鈎、美元貶值造成主要發達國家都陷入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所謂『滯脹困境。』

第二輪美元貶值集中在1985年至1988年間，第三輪美元貶值始于2002年，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究竟贏得多少利益呢？

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研究，在2001—2006年期間，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美國凈負債卻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于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美元貶值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產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軍費開支總和。

這就是說，美元霸權創造的超額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為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買單。』

有學者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國債和其他債券總回報率約為3%—4%，而發達國家集中本國資本和流入資本再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獲得回報率高達10%—20%；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債券回報率較低但較安全，發達國家企業不及債券更具有吸引力，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能獲得更高回報率，這些企業怎麼可能把投資轉回國內呢？

就以實體經濟比較，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土地和資源費用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可能回歸發達國家。

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幾十年來首次出現資本的凈流出，美國投資者正將其美元投向海外，其流動速度比外國投資者將資本投向美國的速度要快得多；而海外投資者仍將其投資投向美國國債和政府擔保債券，仍然遠離那些能夠創造穩定就業的實體經濟企業領域。

在20世紀80—90年代，巨額生產資本的大量流入，支持了從1982年到2007年的美國實體經濟發展和就業增加，如今，來自境外資本吹起的是更多泡沫風險，而非實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但是，無論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都難以改變所謂資本錯配的資本流向和投資格局。

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都多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但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特別是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嚴格控制新興大國對美國資源和戰略性產業的直接投資或並購美國相關企業。

因此，期待美國敞開大門，接納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投資，發展實體經濟，跳出『債務陷阱』，從而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發展並不現實。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文章指出：倫敦著火了，『阿拉伯之春』觸發了阿拉伯世界反對獨裁統治者的民眾起義；『以色列之夏』讓25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買不起房，抗議國家被裙帶資本家的寡頭壟斷所操縱。

從雅典到巴塞羅那，歐洲的城市廣場被抗議失業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青年佔據；與此同時，憤怒的茶黨橫空出世，擾亂了美國政壇，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極右勢力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抬頭趨勢，而這股極右勢力回潮與就業、移民、安全等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緊密相關。

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家庭財富從2007年的66萬億美元減至2009年的48.5萬億美元，縮水17.5萬億美元，但是，富豪財富繼續增加；2010年，有520萬百萬富翁家庭，比2009年增加1.3%；貧富差距拉大、失業以及失望，這些正是人們擔心美國也會出現騷亂的基礎。（文選自：李長久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