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現代化

(大小姐手記) 文：徐佩蒂

「中國的神話」來自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繼1960年「四個現代化」正式確定為中國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流水行雲、歲月如梭，令中國成了國際間「舉足輕重」的新貴；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後，習近平去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西方媒體解讀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因應世界局勢，徹底實現現代化政黨轉變和長期執政的必然之途。

回顧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此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 在觀察人士看來，他顯然具有洞悉世界政治發展潮流的遠見，和自覺順應時代發展改造中共執政方式的自覺性，即拋除一切人治思維的痕跡，真正地成為一個成熟的、 現代化的執政黨；同時，將社會矛盾的解決納入法制化、有序化的模式當中，有效地將自己的執政行為規範化，化解社會矛盾對執政根基的衝擊，其中，信仰的整合 與理念的革新都將在「第五個現代化」的落實過程中同步進行。

再看看習近平對「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習強調，「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習近平眼裏，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而並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在《決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

香港如果沒有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 (ICAC) 的話，香港沒法有今天的成就，貪污是在一個不文明的環境中，因金錢的利誘去優先為一撮人「圓夢」《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獨立及直接向香港政府首長負責的紀律部隊及執法機構，以肅貪倡廉為目標，採取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其調查對象於成立初期限制於公務員，後來擴展至公共事業機構，進而包括所有私人機構。

如果説「四個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是中國長期一窮二白的現狀，旨在大力發展生産力，那麼「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上層建築的層面來減少「四個現代化」在新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為此，在經濟問題上，在中國要走上「第五個現代化」，其中最大執行的是「肅貪倡廉」，以習為首的中共高層也正在用「第五個現代化」便是：《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這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堅持改革總目標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也將使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這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