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Chinatown徐佩蒂報導)

(前言)：鍾倫納博士是中大校友(崇基/社會/72；研究院/社會 /74)，曾任中大社會系助教，後負笈美國波士頓大學，研究醫療社會學與社區組織，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從事老年服務制度和社區發展等工作。

  鍾博士好學深思，課餘鑽研古籍，運用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現代方法，長期從事重新理解華夏文化和重構華夏歷史的工作。

現在把多次演說的講稿，整理成兩冊：《華夏歷史重構》和《華夏文化的重析》，第一冊行將出版。

(近況)：2011年5月一個週日午後，在 Pennant Hills Pre-Uni New College，中大校友近30人加上港大校友10多人濟濟一堂，聆聽鍾倫納博士演講，講題是「仁義道德四字的流變」。

《華夏歷史重構》

(1)三皇五帝豈止八人、(2)唐虞夏商周與國家的建立、(3)周秦分合的歷史意義、(4)漢唐間的中外關係、(5)宋代在中國社會、經濟、哲學和藝術的意義、(6)元和清對中華民族的意義、(7)從廣東看中國、(8)宋明清期間中西文明的消長。

《華夏文化的重析》

(1)龍的起源和演化、(2)仁、義、道、德四字的古今意義、(3)易經並不神秘、(4)純真的詩經、 (5)《武經七書》和中國兵法、(6)傳統社區的形成與解體、(7)城、墟、鎮與工商轉型、(8)藍色中國 - 海運的興衰。

鍾博士簡述這兩本書的內容包括：華夏最早可追溯至九千年前，並非源於一地，而是境內各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西周封建促進了古代社會的發展，周公建立的制度影響深遠；中國曾擁有燦爛的海洋文化；清朝「康乾」年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等等。

由於在座大都是中大與港大校友，對中國文化已有相當認識，所以他選擇了「仁、義、道、德四字的流變」這個重要而複雜的講題。

他說，這幾個「道德」觀念不單在過去重要，若能重新解釋，對現代生活也很有啓示。

就詞彙出現的先後而言，其次序是：德、道、義、仁；「仁」雖最後起，但由於最為重要，所以先從「仁」說起。

關於主題的詳細內容，請參閱鍾博士為我們撰寫的撮要，網頁連接是：

『仁」

「仁」字源自東夷，本來指兄弟之間的「天倫」，這種自然之愛是人道的起點，即是「仁」的起點，孔子借用了東夷的仁愛傳統，給解體中的禮制帶來真摯的感情基礎。

「仁」的小篆寫法從人從二，『二」是重文符號，因此仁即「人人」，前一字作動詞用，意思是「把人看作人」，顯現了人道精神，此後逐漸加上仁愛和仁厚等道德意義，經孔子發揮後，仁的意涵更加擴大，不單是眾德之和，而且成為眾德之首了。

「仁」不是一個純認知的活動，知而不行非仁，仁須透過反省、承擔、實踐、和不斷向上而達致，真正的仁者不會腐朽、內向、懦怯、虛偽，而是敏銳、開放、勇進、真誠、謙虛和開朗，因為他們不拘小我，把握到途徑，令生活更加有意義。

現代人兒女和親屬數目減少，年齡相差遠起來，代溝加上文化鴻溝，使父子長幼間的共識和興趣比以往少了很多；加上搬遷頻繁，慰問和照顧的機會更少了，如果堅持父子血統關係，很多長輩會陷入長期孤獨，而且在有需要時失去照顧；這樣，不但增加社會的負擔，也難解寂寞；而有能力和願意幫助人的也被剥奪了行仁的機會。

如果我們把握到「依親疏差別來表達感情和履行責任」這個「仁」的真諦， 而不狹義地守著父子或任一特殊的血緣關係作推衍關係的起點，則可以真正地，在任何時期地點，都可以建立起行仁的關係，鄰居、朋友、同事，彼此相處愉快的， 都可以自然而且方便地互愛互助， 這便是新時代中倡導「仁」的作用。

「德」

「德」字最初是指氏族時期的共同飾物、圖騰、族徽、姓氏或其他群體共徵。西周初年，周公提倡「德政」；到了春秋晚期，孔子主張修德，此後，修德不單成了華夏政治對君權的限制，也成為教化順民的手段。

「德」字的變化儘管大，卻始終環繞著一個主軸發展，它是一個達致最重要的目標的手段，在戰場上，配戴同服飾者是勝利的靠山；在政治中，善待人民的措施是保持政權的最重要依仗；在個人修為方面，不斷求善是完美人性的保障；換言之，「德」這個概念的整體架構不單只包括「手段」，還有「目標」。

可惜的是，華夏文化雖然反覆強調手段，卻很少去闡明目標，只談敬業，不抓緊目標的副作用很多，華人不慣於釐定目標，有時忘記或逃避界定目標，不尊重原訂目標，到頭來是不能真正敬業，陳舊的目標不一定須保留，新目標卻一定須清楚，手段也一定要追求最高效率， 這才是真正的「敬德」。

「道」

「道」字可以包涵的幾種意義，都普遍存在於其他文化，但在中國傳統學術主流中，「道」字很早便被壓進一個狹義範圍。

跟德字一樣，「道」字的初意也是簡單而易辨的，道本來指「通往目的地之途」，逐漸轉為 「能夠通往目的地之途」、「正途」，以至道本身就是目的，成為規律，甚至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規律和規則，愈來愈權威化和絕對化。

「道」指「行之有素的規律」，問題在於道到底是誰的規律？適用於個人、團體、國家、和天下的規律未必有利於其他單位的，例如：何時應該尊重地方特性，何時應該去移風易俗？

初時成功的途徑不保永遠成功，例如傳統領導方式直至清朝中期產生了極大的成功， 卻亦因而導至人口過多，資源破壞，水土失流。

道路本身轉化為目的後，途上有關的注意項目都被忽略了，「道」字本身沒有時間觀念，沒有時間元素的上路計劃太疏鬆，不宜於現代管理和運作，中文古籍裡又少見「里程碑」的同義字，行程和速度便靠領導。

執著於道的「守常」固然帶來保守的傾向，卻也是穩定文明的文化基因。

「義」

對王道失控的可能，儒家跟其他學派那樣提出天道來節制，當這些節制的方法都失效時，當建制不能滿足基層需要時，民間則會發展出反抗的行動和理由，有趣的是，上下層社會都爭取用「義」字來指稱這些反應。

如果說提倡『道」是為了鼓勵「合道的、適合既定規制的言行」，則提倡「義」便是為了鼓勵「適宜的言行」，並沒指定適合什麼，如果既定規制「不義」，則義可以成為反抗建制的憑藉，成為華夏社會失道時的對策。

義的概念架構，除了「誰的角度」，還應包括「何時適用」，在「義者宜也」和「因時制宜」 以外，沒有更具體的準則，自圓其說多於客觀評估，標準愈欠清楚，愈依賴當權者作定奪，權力愈集中，管理的範圍愈廣，便愈難及時處理民間的爭論，當權者本身的不義行動也愈難矯正，民間積累的怨氣漸厚，向建制外尋求解決的期望便增加，義的基本觀念廣受接納，但義的含糊標準，為民間多種建制外和亂世時的行為提供了援引。

西方追求單一而永恆的公義 (justice、 right)中國的經史子集中則特別多有關俠義的案例，反映出義行在傳統社會的普遍性。

「義」是一種超越平常責任的舉動，一種「份外而及時的利他行為」，跟強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儒家說法相反，義氣恰恰是「不在其位、偶舒其困」，行義者為了一種信仰 (在孟子來說，這是人性，一種先天的「義端」)，在不期望回報的情況下，作出一些利人而可能損己的行動，義行的施受雙方可能從未相識，地位也可能極度懸殊，不像忠孝那樣有特殊的對象，「義氣」因而可以給所有人都帶來希望。

義字的內容抽象，易填易轉，正好予人作破格行事的根據，也是個值得利用的工具，是以歷代帝王都加封關公，企圖借義納忠；而市井之徒，也常效金蘭結義，互相扶持。

結論

仁義道德四字把華夏早期各族的象徵、習俗、和價值觀混融進一個共同架構。

這四字初時本來是分散的意念，後來則被溶匯在一起，在人際關係、行事標準、終極關懷、和修養途徑等方面提出了朦朧的啟召，也涵覆了華夏價值意識的核心。

仁義道德四字的主體精神，為華夏民族解釋社會行為提供出一個向善為公的發展方向，這組觀念大都經過從具體指標發展到共通的行為原則，也反映出華夏文化對社會生活的關注不單限於認知而且要求實用。

即使併合了其他傳統德目，這組概念仍未足指導現代人的「道德」生活，為了現代群體的公益， 我們還須培養：

對數據的尊重(但孫子兵法唐太宗的將營有算盤)、準時觀念(時分秒的量度，只在幾百年前才開始 Boorstin)、對環境保護的習慣(仁的概念已經延伸至草木鳥獸)等等。

鍾博士認為，仁義道德並非迂腐，只要溯本清源，在現代社會仍有價值，海外華人應該傳承華夏民族珍貴遺產，在發揚民族優點上貢獻於主流社會，就像加入一個「沙律鍋」（salad pot），但保持自己的特色與生機、活力（freshness），使這個「沙律」更為豐富美味。

鍾博士最後以他寫的《仁義道德的現代啟示》四首詩作結：

1. 為仁由己

天倫順序泛愛人， 克己承擔態度真，
自覺不休常向善， 凡塵實踐永求新。

2. 合宜行義

主動幫人要及時， 不求報答不謀私，
同情奮慨犧牲易， 棄舊迎新險就宜。

3. 辨道適性

萬水分流各匯川， 沿途改道自思遷，
援形度勢調緩急， 大局常情一線牽。

4. 明鵠敬德

說德經常忘目標， 單談手段志難超，
釐清鵠的增功效， 敬業修身不斷調。

鍾博士已將他的研究心得寫成兩冊，準備出版。在此謹祝鍾博士大作出版成功！鍾博士的其他關注和作品已刊登在他的個人網站 ，http://www.tomlchung.com，有興趣的朋友可上網瀏覽。

晚飯期間，健談的鍾博士繼續談論中國文化。他說易經並不神秘，詩經是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一人之作(採用台灣學者李辰冬（1907-1983）的說法)，又細說龍的圖形變化，由龍身（以鱷魚為原型）而龍鬚，由龍鬚（源自水氣）而龍角（象徵王權），令人聽得津津有味。

席間有校友見鍾博士腰肢清瘦，請教養生保健之道，鍾博士就糖尿與運動的關係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令人獲益良多，原來這正屬鍾博士的專業 - 醫療社會學，看來鍾博士下次到訪雪梨，除了文史哲之外，亦可考慮以退休、保健為講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