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多少往事豈能盡如人意？心慌慌舌劍上公堂……

光野向添光借殼出位；方唐鏡再戰陳夢吉

(News Chinatown徐佩蒂報導)

CCBA 新人上陣，是否仍會「楚河漢界」先按下不談；人人口不對心，笑理藏刀卻是必然，「和諧」需要時間「磨合」，2014-2015年 CCBA 紐英崙中華公所第一次會議定於1月21號晚7時開鑼；CCBA「舌劍上的公堂……」也會好戲連場。

兩年來「享」坐在主席高背座上的黃光野，一落台未能及時「奪」得連任黃氏宗親會會長一職，便失去代表黃氏出席 CCBA 董事機會；兩年來多少往事豈能盡如人意？

缺席被批，點有機會「自辯、自導、自演」？尚幸「路」已有人「行」過，亦一樣可以照抄照搬，想當年，何遠光心思敏捷任內己籌辦「三益公所」，落任後未夠時間「三益公所」尚在旁聽期時，(入會要註冊3年始可申請，批准後要旁聽2年，這期間沒有投票權) 便獲梁添光借殼出位；今番黃光野亦向梁添光求助，梁氏手持3個董事位；自己代表梁氏宗親會，餘下兩席董事位 (1) 世界廣東同鄉會借給梁永基，(2) 華人商會借給黃光野。(三位落任主席均蒙梁添光照顧。)

2014-2015年「世界輪流轉」，在2012-2013年在 CCBA 所發生的「不平等事件」便不能再隻手遮天，天網恢恢、水落石出，還大家一個事實真相，也向廣大僑界公佈 CCBA「違反常規」營運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清單。

(註) 方唐鏡是清朝末年著名狀師，曾考取舉人，在廣東民間傳說中以刁鑽精怪，與衙門勾結欺壓百姓而聞名，人稱扭計師爺，常在陳夢吉故事中以反面形象出現，與陳夢吉、劉華東、何淡如並稱為「廣東四大狀師」。

豪宴風波與台灣廉政；中國吹廉風驚惶拒禮

香港如何跳出污井？

(大小姐手記) 文：徐佩蒂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接受英國殖民地教育並在香港展開工作者而言，對香港人爭取「公義」精神的努力，是值得讚揚，從殖民地時代「英國人」在不少場合掛上「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牌子，香港人就要反歧視，享受自由民主；香港回歸後，香港人仍為「公義」而生、為「自由民主」而活。

馬總統身為台北市市長時，去了香港取經(1)是香港的「廉政公署」(2)是香港的「八達通」；前者「廉」並不只是自己「帶頭清廉」便可，「清廉」做起來是全國必須總動員「上下一條心」；有人說：「貪污是清廉前的踏腳板」，當財可通神，便省下了時間，繁榮之後再嚴執法規，這叫做發財立品。

兩則新聞：台灣的豪宴風波，交通部長葉匡時被指接受商界邀宴，身陷「豪宴風波」，根據行政院頒布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七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規定中並且強調，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要求閣員謹言慎行。

馬總統出席研考會感恩茶會席間想當年，他擔任研考會主委時，外出考察如果沒地方吃飯，就委請做便當或合菜，但「絕對不能接受招待」；亦令人想到蔣經國時代，商人毫無政治影響力 (一般認為從李登輝主政開始，政商結合情況日益嚴重)，蔣經國並且要求公務員簡約樸實，他推行公務員穿著青年裝，不穿西裝、襯衫及打領帶，使得青年裝一度成為公務員制服，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蔣經國到各地視察，發現各單位在用餐宴會上過於奢華和浪費，於是推行「梅花餐」，以提倡簡樸飲食，所謂的「梅花餐」是指五菜一湯，擺成梅花形狀而得名。

此外，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把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商人不敢用高檔奢侈品來討好政府官員，而且官員也不敢接受這種禮物；《金融時報》報導，由於北京大舉打擊政府官員靠中國商人埋單過奢華生活，去年中國富人大幅減少了送禮數量，報導引述胡潤研究院2014年奢華品調查報告說，計劃在農曆新年饋贈價值超過5000元人民幣禮物的人數比去年下降了25%。

回想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香港經濟發展迅速，面對這些轉變，港英政府既要專注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亦積極為香港市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但是香港社會的資源，因為人口不斷膨脹而未能夠趕及實際需求，從而助長了貪污的歪風，為了維持生計及儘早獲取公共服務，普羅大眾均被習慣賄賂作為途徑，並且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比較具體的例子包括消防人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滅火、救護人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工人打賞，才可以獲得合理的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務，例如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等，也得要賄賂負責的公職及相關人員。

這便是「貪污是清廉前的踏腳板」，從困倦被索取「茶錢」的年代，香港人萬眾一心，爭取了今天的「民眾自主」，亦不排除當「香港回歸後」，一塊積木的重返中國拼圖中，習近平把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亦有香港ICAC的影子。

(註)：香港警務處反貪污部ICAC

廉政公署簡稱廉署；英语：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縮寫：(ICAC) 前身為於1952年2月成立的香港警務處反貪污部，於1974年2月15日根據《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以肅貪倡廉為目標，採取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是獨立及直接向香港政府首長 (香港回歸前為總督，後為行政長官)負責的紀律部隊及執法機構，其調查對象於成立初期限制於公務員，後來擴展至公共事業機構，進而包括所有私人機構。

使命宣言「廉政公署致力維護香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

專業守則 廉政公署的使命與承諾包括：堅守誠信和公平的原則、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權利、不懼不偏，大公無私執行職務、絕對依法行事、不以權位謀私、根據實際需要嚴守保密原則、為自己的行為及所作的指示承擔責任、言行抑制而有禮、在個人及專業修養上力求至善。

權力《基本法》確立了廉政公署在憲法上的地位，訂明該署獨立運作，僅對行政長官負責。

葛柏案 儘管香港警務處早於1952年2月就成立了反貪污部，以處理香港市民對警務人員的貪污投訴，及調查內部的貪污問題，但是鑑於內部貪污嚴重，如果對某人員作出調查，有機會連調查員自己也被揪出來，因此它的效力實際上有限度，其辦案表現也被外界譏諷為「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六七暴動後，香港總督戴麟趾意識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原有《防止貪污條例》的不足，於是在1971年5月制定《防止賄賂條例》，以加重針對貪污的罰則、擴大懲治範圍、以及賦予反貪污部更大的權力去偵查貪污案件。

其後香港總督麥理浩上任後，隨即著手研究貪污問題，而他在肅貪倡廉方面最大的貢獻，是一手創立專門撲滅貪污罪行的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葛柏總警司貪污案為廉政公署成立的開端。

自《防止賄賂條例》生效後，警隊反貪污部在1971年開始注意到葛柏擁有大批來歷不明的財富，遂對他暗中展開調查，可是由於證據不足，反貪污部最初的調查工作停滯不前，此時葛柏也意識到警隊已經對其財產展開調查，於是申請在1973年7月提早退休。

在麥理浩的指示下，時任警務處處長薛畿輔親自主持調查葛柏案，在1973年4月，薛畿輔再接獲情報，葛柏被發現擁有的財富多達430多萬港元，相當於他在警隊任職21年來所得收入的6倍，時任律政司何伯勵在薛畿輔要求下，也首次引用《防止賄賂條例》，於6月4日要求葛柏在10日內交代其財產來源，否則就會對其作出拘捕，同時間葛柏再提出申請，要求提早多一個月在1973年6月退休，企圖在警察搜得足夠證據前離開香港。

雖然警隊始終未能獲得充分證據去證明葛柏來歷不明的款項是由貪污所得，但是薛畿輔決定先發制人，在同年5月勒令葛柏停職接受進一步內部調查，6月8日，正在停職接受調查的葛柏運用自己的權力，從啟德機場乘坐飛機經新加坡潛逃往英國，一時間引起香港社會的譁然，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並且發起「反貪污、捉葛柏」的大遊行，要求港英政府緝捕葛柏歸案。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成立

為了平息民憤，麥理浩立於6月13日會同行政局，宣佈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就葛柏潛逃一事展開調查，以及就香港的貪污問題和相關法例進行研究，1973年8月26日，大批學生和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集會，但是警察事後卻票控部份參與集會的人士，繼而引發不少香港市民在9月13日再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示威，聲援被檢控的集會人士，種種事件反映出公眾對港英政府打擊貪污不力的不滿。

1973年10月17日，麥理浩向立法局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正式提出要設立一個直接向香港總督一人負責，而且獨立於政府架構的撲滅貪污罪行專員公署，以便專門調查貪污案件，公署名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邀請到前民政司姬達出任首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和前軍情五處和香港警隊政治部主管彭定國出任首任執行處處長，以替代香港警察隊反貪污部。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於1974年2月成立後亦即時接手調查葛柏案，全力緝捕這名曾經轟動一時的總警司歸案，在英國警察協助下，葛柏於同年4月29日在當地被拘捕，於1975年1月7日由人員押解引渡返回香港接受審判，有關行動贏得輿論普遍稱譽，葛柏最終被法庭裁定一項串謀賄賂和一項受賄罪罪名成立，判監4年及充公其中25,000港元賄款。

香港回歸後，廉政專員成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必須由香港行政長官提名，報請國務院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參考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