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統醫改遭『公審』論中華尋法律保清白 

(News Chinatown徐佩蒂報導)

最近，紐英崙中華公所與『C-Mart』一紙合約，因為英文報章Boston Globe介入報導而引起主流社會關注；從橫切面來看，也引起了許多存在事實真相的浮現；就算中華主席黄光野講，中華公所只有六年記錄，話Tufts 60萬捐贈，又有乜証明？

Boston Globe記者亦訪問過今屆主席黄光野、中英文秘書翁宇才、陳國華、兩位前主席(顧問)黄國威、何遠光，加上一位余俊明各有表述；論上述六位對中華公所及僑社的歷史，再加上主席黄光野講，中華公所只有『六年記錄』，咁，對SCM當年饋贈亦的確『唔清唔楚。』

法律能否解決問題？如看奧巴馬醫改案遭『公審』；有時候也有必要由法律根據証物來判定一件事。

奧巴馬這次在最高法庭審的重心在醫改『強制醫保』條款是否違憲，作為2010年3月通過的醫改法案核心內容之一，該條款要求絕大多數美國公民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否則將被處以罰款。

公審醫改因其對美國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的潛在影響，美國是全世界人均醫療費用最高的國家，醫療費用大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17%，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將繼續呈現上升趨勢；但與此同時，美國卻有5000 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這一措施旨在吸納更多民眾、特別是健康人群投保，降低整體保險賠付風險，從而有效降低保險費率，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一條，醫改法案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將面臨重大挑戰。

『紐英崙中華公所』亦應該再來一次『公審』；此話又如何說起？在20個僑團被暫定會籍，之後在2004年重返中華，中華公所和麻省司法廳簽訂一份文件，2004年8月17日開始，在總檢察處要求下，開會必須有錄音機作實場記錄備案；至於財務方面亦作出定期報告，也可解讀為『公』開『審』訊。

2004年至2006年，陳仕維任內，為配合總檢察處要求，開會(1)有錄音機作實場記錄備案；(2)改用中英文雙語會議記錄。

美國是一個開明之國，奧巴馬醫改要被『公審』；中華公所要保清白，再『享受』一次『公審』又何防？

(註)：『強制醫保』是否違憲舉行聽證，醫改法案是否可以在剔除『強制醫保』條款後獨立存在；其二是醫改法案中有關要求各州擴大MEDICAID（美國針對低收入者的醫療保險計劃）覆蓋面的條款是否違憲；醫改作為美國社會保障領域的一項重大變革，高法如何裁決將在美國社會、政治、法律等層面產生深遠影響。

駱家輝：當了大使我才真正看見中國人的生活

去年8月，美國華裔大使駱家輝初次抵京就吸引了媒體的關注，7個多月過去了，這位大使經歷了使館微博公佈北京PM2.5值、縮短簽證審批時間、兩會遭遇記者追問王立軍等，在中國過得是否習慣？華裔身份到底對他有哪些影響？在博鰲亞洲論壇，駱家輝接受了南都記者的獨家專訪。

中國城市太大，我閒逛會迷路

南都：自您去年8月擔任駐華大使，在中國已經住了8個多月了，與之前您作為商務部長頻繁訪華相比，這8個月的生活有沒有改變您對中國的一些印象？

駱家輝：在中國居住下來，和一年內飛來中國四五次的感受相比很不同，我做商務部長的時候，每次我只是待在酒店裏，但是作為駐華大使，我和家人住在這裡，才能真正看見中國人日常是怎麼生活的，我們遇到很多熱情友好的中國人，他們對美國充滿好奇，也憧憬中美關係更好發展。

南都：您認為最大的不同在哪？

駱家輝：住在中國，特別是住在大城市裏，你會開始意識到，這城市原來有那麼大！比如北京有超過千萬的人口，別的城市也有五六百萬甚至上千萬人，這比美國大多數州的人口都要多，我發現，只要在城裏閒逛，我就會迷路，這城市太大，我不知道我在哪。

我還發現，城市的建築風格有著巨大反差，但有著豐富的多樣性，比如各種商鋪、人們休閒娛樂的場所，體現中國的巨大變化，所以，我現在真正在以居住在這裡的人來看待中國，比起只是來這裡待幾天，我對中國有了更加全面、飽滿和豐富的圖景。

沒有老家的貢獻就沒有我們的成功

南都：記得您在使館的第一次演講中提到，您有著華裔雙重身份，就任7個多月來，感覺到您的華裔身份會給您的工作帶來便利嗎？

駱家輝：由於我是個美籍華人，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習俗有更深的理解，並且我希望能通過這些來使中美關係獲益，我在用它們來幫助促進兩國關係更加緊密，從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到企業之間的合作，當然最重要的是，鞏固和加深中美關係，但我確實代表著美國政府，我為自己作為美國人自豪，這7個月感覺非常 棒。

背景：去年秋天，駱家輝第三次回到祖父和父親出生的地方-江門祭祖，據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微博，在駱家輝父母曾經住過的房間，駱家輝的妹妹觸景生情，坐在床邊流下了眼淚，駱家輝摟著妹妹，神情哀傷。

南都：去年10月您去江門臺山祖父的出生地祭祖，您當時是什麼樣的感覺？

駱家輝：我曾很多次去那裏(江門)和我的家人見面，每一次我離開的時候，我內心都深深地感激，村子裏的每一個人為我們家人所做的貢獻和犧牲，才使得我們家族在美國取得成功。

第一次回去是1997年，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起，我父母有50多年都沒有回去過，1997年是他們第一次，那次的經歷使我明白，正是村裏每一個人的支援和犧牲，才使我們在美國的成功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