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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馬英九去年冬天陪同母親秦厚修前往台北市興隆市場採買年菜。
馬英九總統母親病逝
(BBC消息) 台灣總統馬英九的母親秦厚修於5月2日病逝，享年93歲；據中央社報道，當地時間晚間6時16分，秦厚修因慢性肺部腫瘤併發急性感染，在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去世。
據台灣媒體報道，馬英九自母親4月初住進萬芳醫院後，天天都會抽空前往探視，而馬英九在2日早些時候院方發出病危通知後，排開下午所有行程，並於下午5時40分左右離開總統府，並在6時抵達萬芳醫院，見母親最後一面。
據聯合報報道，萬芳醫院副院長、胸腔內科主治醫師白冠壬表示，馬英九於晚間近6時到院時，秦厚秦還有意識，雙方有說到話，馬英九也有和母親告別，白冠壬指出，秦厚修是在馬英九及家人的陪伴中辭世，包括馬英九夫人周美青、馬英九的兩個女兒馬唯中、馬元中及姐姐馬以南等家人均在場陪同。
馬英九明起一連三天沒有公開行程，全心處理後事，馬家決定不設治喪委員會，不發訃聞，不設靈堂，也婉謝各界花籃、花圈和奠儀，家屬還對秦厚修住院期間各界的關心問候表示由衷感謝。
此外，馬英九對母親的後事，可能比照2005年為父親馬鶴凌治喪時的簡樸及低調，不舉行公祭，在家祭、火化遺體後，直接將骨灰存放台北市富德靈骨樓，與馬鶴凌骨灰並存。
馬英九母親病逝後，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郝龍斌、新北市長朱立倫與台中市長胡志強都在第一時間致意慰問，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委請黨秘書長林錫耀向總統府秘書長楊進添聯繫致意，並希望馬英九與家屬節哀、保重。
秦厚修1922年生於湖南，在戰亂年代，秦厚修輾轉到重慶，考取中央政治學校 (政治大學前身)，結識同校同鄉馬鶴凌，1944年在重慶完婚，馬鶴凌與秦厚修育有五名子女，馬英九排行第四，也是唯一的兒子。
新中國外交的戰略考量
--專訪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新華網北京電)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一書，通過作者瑪雅與十幾位著名專家學者的對話，從不同角度探討總結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對「中國為什麼能」這一叩問做出了響亮回答。
瑪雅：關於新中國60年的外交史，從對外關係的演進來看，是怎麼劃分階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喬冠華曾總結說，中國外交是「十年一變」，即50年代「一邊倒」，60年代「反兩霸」，70年代「一條線」，這當然是大致而言，從那以後，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從這時起，「十年一變」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國外交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瑪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邊倒」，主要是因為中共與蘇共之間的歷史淵源嗎？章百家：有歷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現實原因，新中國成立之時採取「一邊倒」方針，一方面強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告別百年屈辱歷史的決心，中共領導人認為，新中國要建立起新型的對外關係，就必須迅速割斷同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聯係，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說，中國革命的本質決定了新中國和西方大國之間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中共在外交上面臨三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同時要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還要為恢復經濟爭取到必要的外國援助，在美國仍在頑固地支持國民黨，不可能轉而承認新中國的情況下，解決這三個問題，只能爭取蘇聯的幫助，因此，主動站在蘇聯一邊，就成為最有利、也最可能獲得成功的政策選項。
然而，如果把「一邊倒」僅僅理解為「倒向蘇聯」，那就過於狹窄了，毛澤東說的是，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倒」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走什麼樣的道路，毛澤東強調，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
瑪雅：如何評價這一戰略的利弊得失？章百家：總的來說是成功的，在「一邊倒」的格局下，中國所尋求的主要外交目標基本上都實現了，在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階段，中國在實現社會變革、推進國家統一、加快工業化建設、建立新型外交關係，並重返國際舞臺這四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
瑪雅：進入60年代，隨著中蘇矛盾不斷激化，中國外交從「一邊倒」進入「反兩霸」時期，這也是一種應時局變化的戰略選擇？
章百家：「反兩霸」是在中美關係僵持、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個時期，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這種偏差導致中國的對外政策日趨激進，試圖在推進世界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主要作用，以一種現存國際秩序挑戰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然而，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鬥爭是必須加以肯定的，正是因為中國敢於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才得以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逐步成為世界舞臺上一支完全獨立的力量。
瑪雅：可不可以說，這種獨立自主、不畏強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為後來的外交和戰略調整奠定了基礎？
章百家：的確，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戰略調整，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的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其中，而不是被動地卷入其中，當時中、美、蘇三方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蘇聯取代美國，成為對中國最大和直接的威脅，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促使毛澤東、周恩來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戰略問題，按照他們的布置，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建議：利用美蘇矛盾，緩解中美矛盾，力圖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在尋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上，聯合美國，抗禦蘇聯霸權主義。
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大戰略，這一外交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外交活動的範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臺，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是此後一係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更重要的是，當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係的進程也同時啟動了。
瑪雅：你是說，毛澤東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從而開啟了中國邁入現代世界體係的進程？
章百家：我是這麼認為的，道理很簡單，70年代的外交和戰略調整，為後來的開放政策創造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很難設想文革結束後，中國能迅速而順利地實行改革開放並廣泛參與國際事務，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那麼容易。
瑪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鄧小平復出伊始，就積極推進中美關係，與卡特政府正式建交。
章百家：鄧小平1978年主持外交工作後，仍然堅持了毛澤東的「一條線戰略，他做出了兩個決斷：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二是實現中美建交，這些為即將實行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了《與臺灣關係法》，1980年起，中國就開始考慮放棄「一 條線」戰略，致力於建立均衡的對外關係，主要是同美國拉開一定距離，並逐步改善與蘇聯的關係。
瑪雅：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打破了「十年一變」的周期，呈現出穩定性和連續性，是因為外交政策與改革開放戰略是一致的？
章百家：是的，改革開放後，外交工作服務於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大局，發展和形成了與之相配合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從1992年至世紀之交，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進一步發展並結出累累碩果，至世紀之交，中國基本構築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係格局，既考慮到同大國和發達國家的關係，也考慮到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既重視發展雙邊關係，也重視多邊外交活動。
新世紀之初，中國領導人更準確地提出和平、發展、合作是國際形勢的主流，積極倡導和推動「和諧世界」的建設，中國外交工作的思路更為明確、 清晰，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出發，提出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總體布局」，中國外交也更加透明、更加務實、更加主動，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
